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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如何理解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思想

已有 240 次阅读  2018-09-24 14:51   标签知行合一 

“知行合一”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之一,梁启超高度评价其为王阳明留给中国学术界最有价值的口号。但是后世学者中不乏一知半解之人,误会者有之,诋毁者也有之。我是阳明先生的忠实粉丝,极不愿意阳明先生遭人误解,特唠叨几句。

首先应当明确,“知行合一”的知,乃良知,不包括见闻之知(知识和技能)。孔子云:“吾有知乎哉?无知也。”阳明先生接此话题,言“良知之外,别无知矣”。阳明先生还说:“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,易知易从,学易能而才易成者,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,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。”意即圣人之学,原来只是致自家的良知而已,简单易行。《传习录》中多次出现知识、闻见之知,便是为了与“知”和“良知”有个区别。但后世学者据此认为阳明先生轻视知识技能,空谈性理,则近乎污蔑。阳明先生说:“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,是圣人教人第一义,而求见闻之末,则是失却头脑,落在第二义。”只是表明德性之知要重于见闻之知,他反对的也只是不在天理上著工夫、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的人。事实确实证明了:知识技能,不由良知统率,则易为祸社会。以高精尖武器屠杀平民,用高深化学知识制造毒品,利用网络从事色情活动,哪个不是拥有知识技能之人?即便阳明先生说:“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。谓之知学,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。” 此言又何曾有半点毛病?何曾说要废弃知识技能?学管理、学技术、学军事、学艺术创作,哪个离得了循良知。华人神探李昌钰当年在尚有种族歧视、白人至上的美国成为第一任华裔警察厅长,深得上司赏识下属爱戴民众拥护,且成绩斐然,就在于他坚信“管理之本就是管人,管人就是要管心,管心就是管己,管己之根就是待人,做人处世一向都是以诚相待”。有良知,做刑警的自然会努力学习侦破技能,努力学习格斗技能,保社会一片安宁;做外科医生的就会努力学习医疗技术,认真对待每一台手术,还病患一份健康;做学生的自然会为将来报效社会而努力学习。至于阳明先生本人,在治理地方、平叛靖乱、教育弟子等方面事功显赫,又哪像个轻视知识技能的人?

其次,该明白“知行合一”也不是在努力探讨知行先后问题。知行并非无先后。阳明心学沿袭孟子性善论,主张“心即理”,也即良知天赋,则自然也就承认知在行先。如初生的婴儿,虽尚无孝悌的行为,但早已有天赋的孝悌之知,故阳明先生的“知行合一”并未着笔墨于知行先后问题。陶行知因错会“知行合一”之意,才会在改名“陶知行”和“陶行知”之间反复,才会在1933年3月发表的“创造的教育”篇中有这么一段文字:“我们知道王阳明先生是提倡‘知行合一’说的,他说‘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’。他的意思是先要脑袋里装满了学问,方才可以行动,所以大家都认为学校是求知的地方,社会是行动的地方。好像学校与社会是漠不相关的,以致造成一班只知而不行的书呆子。所以阳明先生的二句话,很可以代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教育的思想。现在我要把他的话翻半个筋斗……”陶行知从信奉到怀疑,到宣扬“行先知后”,是因为将“知行合一”误解为了理论和实践、知识和行动。但即便是知识,也是知先行后的。且不说爱因斯坦在发现E=mc2之前,E=mc2是一个有待发现的客观存在。即便认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,爱因斯坦科研中的每一步行动,也都有其深厚知识的支撑。再如因纯属偶然而发现的青霉素,若没有知识,弗莱明怎能在看到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菌落已被溶解的现象,而得出霉菌的某种分泌物能抑制葡萄球菌的结论。人类的成就,总是在知识──行为──新知识中不断螺旋式上升。而最初的知识,就是天赋的良知良能。人类就是在不断致良知良能的过程中,伴随着身体的发育,而习得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。程朱倒是意识到了“知先行后”,但反而谈出了问题。如程颐说:“君子之学,必先明诸心,知所养,然后力行以求至,所谓自明而诚也”。朱熹继承程颐的学说,也主张“知先行后”。他说“论先后,当以致知为先。”程朱的致知是格物穷理的意思,强调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明理。因此,信奉程朱学派的人,终身都忙于探究事理,而缺少行为和担当。即便朱熹也比较强调道德的实际践履,认为“论轻重,当以行为重”。但因立言宗旨有偏差,后世学者难免会跟着出错。还是阳明先生的“致知”简易可行,既然良知天赋,故“致知”就是扩充自身天赋的良知于万事万物。

再次,还得知晓“知行合一”并非在探讨难易问题。在回答门人关于《尚书》中提出的“非知之艰,行之惟艰”的提问时,阳明先生说:“良知自知,原是容易的,只是不能致那良知,便是‘知之非艰,行之惟艰’。”乍看以为阳明先生也认同“知易行难”,但若我们真正理解“知是行的主意,行是知的工夫;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。”,便能明白,阳明先生的意思并非是比较知行的难易,而是强调真知实行的重要。明显,重要性和难易,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更何况,“知行合一”,知行不可分,怎么作难易之分?虽说有“生知安行”、“学知利行”、“困知勉行”之分,但那仅是实践“知行”的主体,即圣人、贤者和学者在资质上的差异。至于孙中山先生提出“知难行易”,完全是出于革命需要,要天下热血男儿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革命。但对于“知”和“行”的阐释,孙中山先生完全是按着自己的思路来,已非中国古代哲学的“知”和“行”。

至此,终于可以简单归纳“知行合一”的真正内涵和意义。

内涵:“知”是德性之知,“行”是道德实践。“知行合一”就本体来说,“只是一个”;就工夫来说,也“只是一个”,知行不可分作两事。“知行合一”的说法也是无奈之举。若当初阳明先生能像陶行知先生一样发明这个字,就无需说那么多常人甚至学者都难免会误读误解的话了。王夫之批评阳明先生“销行以归知”,一来是因为阳明先生的“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”,二来是因为“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,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”,更重要的是因为一句“一念发动处即是行”。其实,这是误读。尤其是最后一句,阳明先生是担心人有了私欲恶意后,若不及时克制消除,难免会酿成大错,故作如此警戒。不过,后人对文字有种种误读,也在阳明先生意料之中。所以传习录开篇就有段话:“圣贤教人如医用药,皆因病立方,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,要在去病,初无定说。若拘执一方,鲜守为成训,他日误己误人,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?”我们后人看书,要识得宗旨,方能避免类似教训。

意义:“知行合一”有深远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。阳明先生曰:“‘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’,旧看何等玄妙,今看来原是人人自有的。耳原是聪,目原是明,心思原是睿知。圣人只是一能之尔,能处正是良知。众人不能,只是个不致知。何等明白简易!”人,生而有知,圣人普通人在本体上并无区别。如果我们能时时将良知推广到身边的万事万物,能够提醒自己的行为必须符合道德良知,那么凡人也能升华为圣人。那蹬三轮车省吃俭用却资助了几百位贫困学子的93岁凡人白方礼,不正是个圣人吗?


本文转载自:阳明信徒的博客

原文地址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955220ea0102x76g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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